1.
《All-In Podcast》正迅速成为我最钟爱的播客之一。它由四位硅谷资深人士联手打造，这四个人都在硅谷风投和创业圈摸爬滚打多年，他们的角色包括但不限于优步的早期投资人、脸书和谷歌的前高管、马斯克的亲密伙伴，以及白宫AI与加密货币事务的主管。
人工智能是这个播客频繁探讨的议题。
连续好几期节目，我都能听到他们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谈论硅谷的AI领军人物：这些人总在宣扬AI会消灭海量工作岗位，可当公众开始反对他们时，他们反倒感到万分惊讶？Anthropic的达里奥·阿莫迪怎么能一边声称自己正在开发的模型可能毁灭世界，一边又期望大家对他工作给予支持和理解呢？
不仅在这个播客里，萨姆·奥尔特曼和达里奥·阿莫迪这类AI企业家，明明推动了技术飞跃、打造出近万亿美元市值的企业，但在美国舆论场中却通常被塑造成反派：他们白白窃取公开数据去训练模型，让自己变成超级富豪，同时毁掉了普通人的生计……
不止一份民调都显示，有相当高比例的美国民众对人工智能的扩张持警惕态度。
然而，在中国，大众对人工智能似乎没有这么强烈的抵触情绪。我们依然在兴致勃勃地谈论那些明星AI研究员和人工智能公司，对他们的薪酬传闻、职业动向和公司最新融资消息都保持高度关注。
起初我也不太明白，为什么美国人和中国人谈论的人工智能好像不是同一回事。那头在呼吁加强监管、推动AI公司国有化、暂停模型研发，这头却在为模型能力的又一次突破而欢呼，为人工智能又能处理一项新任务而振奋。
这类事情特别接地气，一点都不像那个随时会跳出来抢走你饭碗的邪恶人工智能。
这或许就是咱们这里人工智能还能保持正面形象的原因之一。
2.
因为这正是信息极度不对称，从而很容易引发教育不公的典型场景。
我也是仔细探究之后才发现，如今高考生填报志愿这个如此要紧的人生抉择，已经变得异常复杂。
高考落幕之后，一个年轻人面前摆着的是3000多所高等院校、2000多个专业所构成的庞大排列组合。而且，从2026年起实施的新高考规则下，一位考生平均要填报50个志愿。对于一线城市见多识广的学生或许还能应付，但一个来自低线城市或农村的孩子，大概率根本搞不明白这些专业、学校与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排列组合所孕育的各种可能。
其实，这也正是以张雪峰为代表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们崛起的背景。他们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你的想象。
2026年3月28日，考研辅导名师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（这个头衔是我请教了千问之后得到的）张雪峰的追悼会暨遗体告别仪式当天，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，有大批人群自发前往苏州殡仪馆门前排队送别。
我获得的信息说，天还未亮，殡仪馆门前就已排起了蜿蜒长队，送别的队伍保守估计接近两公里，附近花店的花束早早售罄，在殡仪馆的外围空地上铺排开来。
后来，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朋友坦言，他完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。尤其是考虑到张雪峰曾经在直播时发表过一些令人瞠目的言论。
我能理解他的这种费解。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普通人会对张雪峰迸发出如此情绪。因为他通过直播间和社交媒体给出的建议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恰恰是站在巨大信息不对称另一端那90%的人渴望听到的。
即便张雪峰曾对我所热爱的职业表露过不屑，我仍能理解他为什么说“不要去学新闻”。扪心自问，如果这几年有人来征询我的意见，我或许也会用另一种方式给出类似的建议。
我自己也曾说过，26年前，在我自己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，那还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——精准地说是我所在的小城还没有接入互联网。当时对一个生活在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的高中生而言，填写高考志愿真的全凭对大学、专业和大学所在城市的一知半解。以及，“如果那时候已经有了张雪峰和抖音，我估计我可能会走一条不同的路。”
所以，他不过是以他自己对世界的理解，通过他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，带着“全都是为你好”的姿态，影响了许多普通人的抉择。你或许会鄙视他对世界认知的偏狭和功利，可是说真的，绝大多数人不也同样是用自己的偏狭和功利来理解世界吗？
3.
巨大的信息鸿沟和对志愿填报服务的渴求，促使一批专业志愿规划师在市场上崭露头角，他们引导学生和家长穿越选择的迷宫，帮助他们跳出原有的认知与信息边界，做出看似最有利的选择。
当然，一切服务都有标价。河北秦皇岛下辖的一所县城高中的老师透露，在县城，志愿规划的价格是，专科志愿2000元起步，本科志愿3000元起步。
这是市场自发创造的解决选择难题的途径。
但即使出现了这种新的专业分工，也存在两个弊端：2026年中国有1290万考生，并非所有考生都能负担得起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费用——就如同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请得起线下家教；而且规划师给出的建议，也未必真的贴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，说到底，这类选择充满了极其个性化的因素，而选择的结果最终要由年轻人及其家庭来承担。
这正是技术最能发挥社会价值的应用场景之一。科技公司借助AI大模型，将职业专家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和能力，平等且个性化地交付给每一位需要的考生。他们可以反复校准自己想学的专业、心仪的大学和向往的城市，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决断。
4.
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佐斯曾说过一句话：“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”
这话不假。但一个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这个过程本身就不公平。
一个人的选择，仰赖于他过往积累的全部信息。在这一点上我并不信奉自由意志主义。后来网上流行的一句话讲得好：“你现在的气质里，藏着你走过路，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。”你所做的选择，也是如此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都在坐井观天。构成这口井的，正是一个人所处的环境，以及环境向你灌输的上下文。
这种信息及其裹挟的价值观是如何传播的？我见过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·莫基尔给出的一个模型：垂直传播、水平传播和倾斜传播。
垂直传播指的是代际间的传承与影响。即父母和家庭对一个人的塑造。所谓“世家”，大多由垂直传播造就。
水平传播则指同龄人向你输入信息和施加影响。你的同学、朋友和所处的圈子，会以各自的方式影响你。
倾斜传播指的是老师和你所敬佩的榜样对你的作用。
垂直传播、水平传播和倾斜传播加在一起，共同构筑了你所在的那口“井”、你的“信息茧房”，悄无声息地左右着你的抉择。
乔尔·莫基尔曾说：“每个人都受其所处环境的限制，这划定了一组可行的选项。人可以做出选择，但通常只能从一个事先给定的菜单中挑选。一个人暴露在特定的信息和影响之下，正是这些促使其做出选择。”
依我之见，这就是最主要的不平等根源之一。
在历史上，颠覆这种不平等的最大变量向来是技术的进步。从活字印刷到互联网，再到今天的AI大模型，都属于这样的变量。
因此，我坚信，不单是高考志愿填报这个小切口，AI在教育领域还能做更多缓解教育不平等的事。
我听到过a16z创始合伙人马克·安德森今年做的一期播客。作为乐观主义者，他相信，AI会以良性的方式革新教育，推动教育公平。
其逻辑是，决定教育质量的一个核心指标是师生比。师生比越低，意味着每位教师带的学生越少，可以倾注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越多，也越能提供个性化指导。这正是昂贵的私立学校和课外辅导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。
而在理想状态下，AI能够实现真正的一对一辅导。相当于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随时响应自己需求的导师。这是过去必须付出极高代价才能获取的教育资源。
这将释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力资本。
在对人工智能未来的诸多灰暗预设中，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对技术保持信心，这便是其中之一。
